在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中期，李凌同志由延安到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来开展“新音乐”运动工作，在重庆、桂林建立了“新音乐”社，出版《新音乐》月刊，并在桂林成立了“新音乐研究社”，许多音乐工作者参加了该社，我也是其中的一人。 “新音乐”运动在广西、昆明、重庆、西安、贵州都有不同程度的开展。
李凌同志现在是中国音乐评论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当年他所出版的《新音乐》刊物，均署名李绿永、赵讽。我与李凌同志解放前只曾见过面，工作中经常以信件来往，有时每月通信两次或寄一些解放区的材料(主要是音乐方面的)，我随时向他汇报“新音乐”开展的情况。
“新音乐”运动的民族的形式，抗战的内容，反映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愿望，受到广大群众喜爱。它是打击敌人的犀利武器，在中国音乐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四O年秋冬，我在“抗敌演剧队”工作(系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后经领导批准离队去基督教青年会“游行工作队”当音乐指导，不久该队解散，又受广西梧州女中聘为音乐教师，不久接到“新音乐研究社”李凌同志的来信，吸收我为研究社的成员，当时我从事音乐工作的观点是同意“新音乐”运动的，并撰文《论新音乐》、《新音乐运动与妇女解放》发表于《中山日报》以及出版“战时音乐教材”。“新音乐”在南团，人称‘‘小香港”的梧州开展了。广西大学分校、救国话剧社歌咏队，甚至于一些地方训练机关接踵而来，请我去上音乐课。其实我所讲的是“新音乐”论点，教的是“新音乐”之歌，如：《太行山上》、《保卫黄河》、《战斗的妇女》、《我们为什么不歌唱》、《热血歌》、《前进歌》、《抗敌歌》等。
在校内上课，学生非常喜欢“新音乐”的歌曲，并利用课外时间排了一出歌舞剧《乐园进行曲》，系石凌鹤(此人解放后任江西省文联主席)撰著，曾在柳州、融江县等地演出，一九四三年初梧州女中校长因我活动频繁，竟将我解聘!全校师生大为震惊，学生们为我送来船票，在码头挥泪送别。
从梧州来贵阳的第二天，我即去二戈寨正谊中学找念一同志(肖家驹)，联系如何在贵州开展“新音乐”工作，幸遇念一的妹妹杨瑞年，她神色惊慌地轻声对我说：“我哥哥昨天被捕了，你快点走吧，免得被别人看见。”当时我好像木鸡一样，站在那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便拖着沉重的双脚回到了贵阳住所，连夜写信给李凌同志，汇报这一不幸的消息。
贵阳，当时称作大后方，人口不过三十万，自从皖南新四军被国民党反动派袭击之后，这里一些进步团体都被勒令解散，如：“沙驼剧社”，“筑光音乐会”。有人称贵阳是“清一色”，其含义缺少红颜色，在这种环境下开展新音乐工作，确实困难重重。
由于抗战，先后来到贵阳的有不少音乐工作者，如广播电台郑隐飞(盲人)、省训团陈曼鹤、豫章中学吴肯、国立十四中汪秋逸、达德中学方策、医学院朱懋根、大夏大学刘哓明、西南中学谢洛夫，其次是地方上原有的音乐工作者．有省艺术馆余世沆兼女中音乐教师、省民教馆蓝泽众、西南公路局桂百铸(以古琴为主的雅乐组)，另有聂安涛和黄觉非(兴义人)，均系去外国专学音乐的，当时未参预址会音乐活动。余世沆在省艺术馆负责音乐工作，每年要组织两次音乐会，地点在艺术馆T形大厅里(现省文联地址)，我在贵阳先后曾参加四次音乐会演唱。贵阳群众有一定音乐欣赏水平，当时香港来的声乐家伍伯就与马思聪，同在贵阳举行过音乐会，场场座无虚席。
不久，惠全安同志(系在桂林“游行工作队”时同事，现在沈阳，已离休)介绍我到贵州省地方训练团任音乐指导，算是有了立脚的地方。我先是在“青年会合唱团”教唱，因为省训团音乐课每周二节，大部份时间可在社会上开展“新音乐”活动。“西南歌咏队"(公路局)找我去教唱，还举行了一次音乐会，桂百铸的雅乐组也同时演出古典乐曲，演出地点在公路局小礼堂(现省交通设计院内右侧)接着余世沆也来找我参加省艺术馆举行的音乐会。不久大夏大学严文伟先生又送来聘书一份，聘我为大夏大学音乐讲师。女青年会也请我去讲音乐课，题目是：“什么是新音乐”。我在省训团有一次教唱了舒模写的《你这个坏东西》歌曲，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可是下课后受到了负责教育的国民党官员的质问，他说： “音乐是陶冶人们的性情，不能利用音乐来骂人”。这充分说明了“新音乐”的力量。“新音乐”运动的，并撰文《论新音乐》、《新音乐运动与“新音乐”运动在贵阳有进一步开展，主要是依靠群众的喜爱，有些歌曲改了歌名，例如：《延安颂》改为《古城颂》，《解放军进行曲》改为《军队进行曲》，《三八妇女歌》改为《战斗的妇女》。《我们在太行山上》、《大丹河》、《黄河颂》、《黄水谣》、《保卫黄河》、《游击队歌》等歌曲均在群众中流唱。当然有些音乐工作者仍在唱三十年代的抒情歌曲，如：《君住长江头》、《农家乐》、《花非花》、《山在虚无飘渺间》、《海韵》、《教我如何不想他》等。但是贵阳的音乐活动，在一九四三年至抗战胜利这段期间，继“筑光音乐会”之后没有停止过。
一九四三年秋，一天，我正在青年会阅览室看报，青年会服务部的服务人员递来一张字条，上写：“魏岩先生，来访未唔，怅甚!见条后速来远东饭店二楼找我”。落款：“林予”(远东饭店即现在的第一浴室)。我一路走一路想，“林予是谁?一定是李凌!”当我叩门后，李凌出现在我面前，一阵惊喜中紧紧地握手，李凌来不及详谈便说：“设法转移地方，免遭宪警检查。”我已会意，二话未说，立即动手搬他所携带的什物，叫了一辆人力车，将唱机、书箱、行李等装了一车，李凌和我随车而行。
到了青年会，我请惠全安设法安排住处，详细情况也不便向他介绍，只说李凌同志是我的好朋友，惠全安毫不犹豫地将李凌安排在二楼寄宿舍里住下了。当时教会不受国民军、警、宪的检查，李凌在此居住比较安全可靠。
李凌同志可以放心的在此休息，他每天上午除了拉拉提琴外便看书(音乐理论)。有一次我们谈完了各自的情况盱，李凌要到我教书的机关去看看，来到我的寝室坐了一会儿便走了，他边走边对我谈：“在贵阳要立住脚。不过要注意，免遭意外。后来，李凌同志安全地离开贵阳，到了重庆，可是他来贵刚的消息除惠全安知道外，我也未对任何人讲过。
是年严冬，省艺术馆余世沆约我参加他们举办的“音乐会”演唱，他是个老好人，没有半点狭隘的地方思想，对外来的音乐工作者很尊重，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可是演唱以后却带来了麻烦，国民党的党、团找上了门，一定要我去教唱，可这些人不能得罪，只有婉言拒绝。
一九四四年元月，戏剧工作者沈瑜先生，从桂林来筑，住在远东饭店，生活困难，拟排戏演出，经文燕引荐找到了我(文燕系广西“国防艺术社”的同事)请我支持，并署名为“演出者”。沈瑜把他的剧本给我看了，原来他将法国莫里哀的《吝啬鬼》改成了适于中国的讽刺剧，起名为《烟》。海报贴出去，门票也卖了，在民教馆演出时，突然来了个特务，扬言叫我跟他去一趟，并说此剧未备案，我在台上从幕缝窥视，心中有数，便从后台逃走了。
省训团的学员和那些国民党的官员均不了解我为什么要离开贵阳，他们只好介绍我去兴义中学教书，并说可兼任民教馆工作。在兴义，先在中学里开展“新音乐”活动，接着在民教馆组织合唱团。兴义中学的教师、邮局职员、银行的职员都有参加合唱团的，兴义县开始活跃起来了，县中也请我去上课。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了演剧八队(后改六队)队长刘裴章同志，(刘裴章是共产党员，解放后任湖南省文化局副局长，现担任顾问)，我们都是演剧队的人，因此来往密切，我随时去下五屯他家促膝相谈，他也时常来找我。在兴义，我除了公开演唱过民歌外，在校内外教教歌，宣传一下“新音乐”的作用。是年冬季，春节前夕，刘裴章同志送来了噩讯，他说：“县党部对你产生怀疑，说你是带红颜色的，快点离开!免遭意外。”说完他匆忙而去。说来这种消息我多少年来听了不知多少次，可是刘裴章的关心我完全理解，他是演剧队的，又是兴义有钱有势有名望的刘家人，所说情况不能等闲视之。是时日寇的魔爪巳伸入贵州独山，广西整个沦陷，美军也在兴义设防，汽车常到兴义来，我便乘美军货车重返贵阳。
离开贵阳整整十个月，市容更加乱、脏、挤，由广西逃来的人到处都是。文化界的人也来了，听说田汉、孟超、安娥都来了。我白天不敢出街，晚上出来了解一下情况。当我登上了所谓“文化招待所”时(现百货公司后坡上)，碰到了桂林来的戏剧界的穷朋友，他们是张萍、吴瑛，还有原在贵阳搞灯光的屠佛夫妇，大家见面不免要各自简叙生活与工作情况，随后去看望田汉同志。田汉住在一进门的左侧，他原是演剧队的老领导，人称田老大，见面格外亲热，我谈了离开演剧一队后，从事“新音乐”工作，来贵州已两年了。谈话中孟超同志进来(当时他是文学作家，解放后在北京，曾编写《李慧娘》)。他以关心的口吻叫我重返演剧队，我又将情况重复地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可要提高警惕，免遭意外。”
在贵阳闲住了二十多天，一些由广西逃难来的贫困音乐工作者要举行音乐会，找到了我。关于演出者署名问题，只有借用田汉同志的威望，田汉同志满口答应，于三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两日举行，地点在青年会大礼堂。贵州报登的广告是“桂林文协为救济贫困文化工作者举行音乐演奏会”，演出者：田汉。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我终于接受了毕节师范学校的聘书，到了毕节这个高寒地区教书，它在音乐教育方面是个待开垦的处女地。自从抗战以来，这个专署所在地，成了川滇公路交通咽喉，国民党的第九休养院(伤兵医院)、川滇公路局都设在此地。地方上有四所中学，每天还出版一张四开小报。当年红军长征也经过此地。这个有革命传统的城镇，对开展“新音乐”运动十分有利。我决定在这里先举行小型音乐会。教会有一位姓洪的，福建鼓浪屿人，从小学习音乐，唱男低音，有一定音乐修养，逃难来毕节。他同意我晶想法，并建议“音乐会”改为“歌唱会”，大部份节目由我承担，随之又邀请了毕节师范曹东升先生参加，他的口琴演奏技巧较高，在西南地区是数得上的。就这样在教堂里演出了两场。
“歌唱会”演出后，毕节的青年学生、教师、公务员相 继上门，并提出组织合唱团。他们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同。于是先在毕师成立了合唱团，后又在校外成立了合唱团，参加的人数近四十人。合唱团的名称原想以《义勇军进行曲》中的旋律。5·l”二音命名，含义是“起来”、 “前进"、?五一”，为了避免国民党找麻烦，干脆以。S01d0合唱团”的名称出现。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练唱，终于将《黄河
夺合唱》练好了，并决定暑期对外公开演唱。演出海报一贴出，。半日入场票全部售完，盛况空前。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义决定续演一场。
《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在毕师大礼堂响起来了，团员情绪饱满，唱出了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掌声长时未息，团员们激动得流着热泪。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高寒山城被淹没在爆竹声中，我带着学生上街游行庆祝，高唱着胜利之歌和要民主、要自由、反对内战的歌曲。“Soldo合唱团”的团员们，在毕节农场葡萄架下举行了庆祝茶话会，在响水河畔高唱着《不能打呀》、《我们要战斗》、《炸掉咀吧上的封条》等反内战的歌曲。团员们追问，这些歌曲太及时了，是谁写的？我只说是朋友寄来的，其实全是李凌同志寄来的。
一阵欢笑声和鞭炮声之后，人们的脸上呈现出愁容，国民党唱和谈高调的同时，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新音乐》也被迫停刊，改为“音乐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民主进行曲》，李凌托人给我带来了三百本（简谱与线谱对照）；我也出版了《和平进行曲》，托毕师学生姜菊逸给李凌同志关去二百本，但李凌同志已经转移了，由夏白同志收下（夏白同志现在上海音协任秘书职）。一九四六年春节前后，为了加强反内战宣传，我将以上两种音乐刊物带到昆明“新中国剧团”的“新音乐”工作者王天栋处，请他散发，此时又会见了田汉同志。
《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在高寒地区上空震荡着。我与李凌失了联系，像一只失去航向的孤舟，在大海里受着风浪冲击。一九四六年秋，我被毕师校长解聘，毕节不能久留，只有向解放区投奔。路途遥远且坎坷艰险，生活又贫困，一九四七年初，我踏上征途，离开贵州，一九四八年初春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文艺队伍——东北文工二团，领导人是任虹、吴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