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相互排斥的状态。但是，随着各自生存空间的发展变化，它们又不可避免地走到了一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慢慢地建立起来。
中国流行音乐的概念来自西方国家，最早还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当时中国的上海随电影、唱片业的兴起，为欧美流行音乐的传播提供了最快捷的方式，所以欧美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从这里流入内地，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已开始对流行音乐有所需求。在此背景下，一些作曲家的流行音乐便应运而生，黎锦辉就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100多首流行歌曲，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地结合，配器上也模仿了美国爵士音乐的风格。黎锦辉组建的“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团体，周旋、白虹、严华等成为中国第一代歌星。黎锦光、姚敏等成了著名的流行音乐作曲家。金嗓子周旋也因演唱《何日君再来》、《夜上海》、《花样年华》《天涯歌女》等歌曲而久负盛名。可见，欧美流行音乐一开始传入中国，就在上海找到了市场，并被黎派音乐所接受，这为推动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上世纪70年代末，时隔30年，欧美流行音乐与港台流行音乐再次传入内地，30年代的黎派音乐《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等歌曲经邓丽君的演唱后传入千家万户。新一代中国音乐人放开手脚，他们重新编配30年代的流行歌曲，接上了久违的30年代的早期流行音乐，才懂得了流行音乐在演唱中的发声、吐字以及伴奏的配器等。
1986年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经过数年来港台音乐的冲击、输入，内地音响市场的初步建立，呼唤内地本身的创作就成为一个客观的需要。在广州、北京，一批青年词曲作家悄然聚集，如中年一代的谷建芬、傅林的一些作品也向流行风格靠拢，大批歌手乐手纷纷涌现。青年歌手常宽 于1985年10月参加了东京第16届世界音乐节，以自己作曲的《奔向爱的怀抱》获得总指挥奖，开了中国内地歌手赴海外参赛之先河。
1988年“西北风”的兴起，又给流行音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风格上以高昂、粗狂的西北风味代表了自邓丽君以来阴柔的演唱风格，题材上把民歌元素在流行音乐中加以融合，形成了一种特的音乐风格。当时流行的《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歌曲，唱红了大江南北，民歌风格把流行音乐推向一个高潮。这一次“西北风”风格的出现在音乐观念上明显地引入了欧美摇滚思维，挖掘和吸取了我国北方音乐的巨大能量，是刚刚萌生的乡土摇滚与传统民歌的折中。这是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将民族音乐融入流行的一大举措。
中国民族音乐是生活、繁衍在华夏大地上的中国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传统历史文化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中，创造 了大量的优秀民族音乐文化，形成了有着深刻内涵和丰富内容的民族音乐体系。中国民族音乐存在了数千年，随着历史的变迁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不断发生变化而改变，一直都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反应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用音乐这个特殊的方式记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文背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一个特色比较鲜明的体系。
民族音乐和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历史悠久，在国家大力倡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今天，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音乐是一件大事。纵观我国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发展，笔者认为，二者的发展应为相互依存的互补关系：民族音乐可以借助流行音乐很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形式来传承和发展，而流行音乐的发展，也要植根于民族音乐这个肥沃的土壤，综合民族音乐传统的素材，创造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音乐。目前，世界正向着政治多元化、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在对待音乐文化方面，持开放性文化态度的人们坚持的是一种融合的方向，但音乐的内在不可能完全“同质化”。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不同需求使得各种音乐形态的并存成为一种必然。中国的流行音乐在各种音乐思潮的冲击之下，自身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强，这是一种成熟的标志。中国的民族音乐伴随着历史的进程几经沉浮，现在也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随着对外开放、对外交流的步伐不断加大，我国民族音乐有了更多的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机会。
总之，我们的流行音乐应该具有中国特色，我们的民族音乐更应该具有时代精神，两者只有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积极拓展各自的生存空间，我们的音乐才能在世界乐坛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